在日本提起天津，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天津栗子。至少是在东京，摆摊儿卖糖炒栗子的无不以此四字标榜。我常去的银座歌舞伎座剧场，大门外就有一处“天津栗子”摊，日日营业直坚持到夜戏散场，那甜腻热燥的香气，每令我错觉自己还是在北京的戏园子进出似的。

　　天津栗子传名日本，和天津是港口城市有很大关系。晚清以来，天津和朝鲜、日本开通海上航路，糖炒栗子应系从这条海路传到日本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栗子在日本被冠以“天津”的大名。

　　我对天津栗子的传出时间很有些兴趣。那正是中国步入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时期，集西政西艺西史于一体的“新学”自外传来，所谓“新”，所谓“西”，都被强加于中国旧有文明之上而在中国国内被奉为坐标。仿佛是天作幽默似的，一批被国人视作土旧货色的物事也偏在此时悄然叩开国际市场。如茅台酒、中国菜，如天津栗子，如梅兰芳的京剧，如辜鸿铭译的《论语》，等等。百年过去，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在世界上还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天津栗子在日售价远远超过麦当劳肯德基，中国菜无处不在，梅兰芳的大名更是胡适、陈独秀诸公无法比拟的。天津栗子、中国菜、梅兰芳，实际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和国外不同文明的一次别开生面的而且是成功的交流，成为外国了解中国的窗口。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勋业。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常是重传来轻传出。事实上，不同文明间没有替代而只有交流借鉴。

　　十分可惜的是，天津栗子没有像麦当劳肯德基似的经营海外市场，我在日本还从没见过卖炒栗的中国人。个中因素甚多，一言难尽，但我以为，天津栗子的得失具有启发意义，总是值得整理的。

　　糖炒栗子固属小道，其实也有大题目好作。陆游《老学庵笔记》就有，北宋东京卖炒栗的李和儿被金兵掳至北京，其后南宋使臣来金，李和儿献炒栗于使臣马前。以炒栗寄家国之思，竟然是古已有之。我就想那昔日自天津港赴日的人们，在出发前买上一包炒栗，赶在栗子还烫手时船已起锚；长长的海上旅行中，一边慢慢剥开栗子，一边想着一海之隔的两方，两千年之历史与百年之时事，心绪当是如何的缠乱迷惘。待到弃舟登岸，口袋里犹存几个没吃完的炒栗，握着虽冷仍甜的栗子，回首遥望天津。望到的不是天津港，而是唐人诗句里的：

　　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这情景不亦如李和儿献栗一样动人吗？我甚至想，从北宋东京李和儿炒栗到李和儿北京献栗，再到日本东京的天津栗子，把这炒栗传播过程作一部中国炒栗史，那才是部奇书呢！最近我听说天津的炒栗生意颇为兴隆，真正成了津门特产。我就想向他们建议，挖挖炒栗文化，带着中国的炒栗文化，把天津栗子再次传播到世界。当然，这次除扬名外还要关注经营，也做成连锁店。我期待在东京吃上天津人用大锅铲粗沙子炒出的紫亮紫亮的栗子，那必当成为我客居生活中的一乐。